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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燕祥:戴“灰帽子”的黯淡岁月   

2015-01-31 16:31:4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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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文/陈祥

      1959年8月24日,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,邵燕祥坐在渤海边黄骅中捷友谊农场的土房子里写诗。“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,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。”当他写下最后两句时,他心里无限惦念在北京的妻子。他在想象中把自己带入一幅19世纪的俄罗斯名画中,一位离家多年的男子重新踏入家门,蓦然成为陌生人。

       此时,在“反右运动”中被划为“右派”的邵燕祥已离家两年,在这里进行劳动改造。同年10月,邵燕祥终于被去掉“右派”名分,得以回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。“右派分子”的“黑帽子”虽然被摘掉了,但他依然头顶一个“灰帽子”,属于被控制使用的人。2014年,邵燕祥出版了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,记载了自己头顶“灰帽子”的岁月,即回京至“文革”爆发之间。

        “经过劳动改造、认罪检讨,被摘掉右派帽子,但人前背后还是被人叫作‘摘帽右派’。于是悟出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‘灰帽子’。”邵燕祥在书里调侃着回忆当年的政治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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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摘帽”回家正值饥荒

       生于1933年的邵燕祥,在1947年5月积极响应延安的统战号召,在北平参加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运动,即著名的五二○运动。当时,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、很次要的参与者。同年10月,一心追求进步的邵燕祥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——民主青年联盟。1951年,他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。此前他写了大量诗歌和随笔。

       “反右运动”开始后,他因为写于1956年的两篇文章而倒霉。一篇是王蒙小说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的读后感,另一篇是响应公刘《西湖诗稿》而写的诗歌《忆西湖》。1958年2月,邵燕祥在定案材料上签字,正式成为右派分子,处理结果是“开除党籍,撤职降级,下放劳动”。

       邵燕祥之前的道路非常顺畅,土改时是工作队员,“三反五反”里是“打虎队员”,肃反中是五人小组成员,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时期都是积极分子。当时,他遭到首次沉重的打击。更出乎他意料的是,文革肇始,他被打成“黑帮”,重新戴上“黑帽子”。半个世纪倏忽而过,邵燕祥回首往事时觉得自己尚属幸运者,因为他所遭受对右派分子的处罚并非最重的,他没进监狱,属于第一批被释放者,“摘帽”后还能被送回北京和原单位。在他被释放时,“大饥荒”尚未波及全国。

       一年后,1960年的秋冬,享受体制内单位保障的邵燕祥夫妇,已能明显感觉到食物的匮乏。他们无法在食堂里饱食,怀孕逾半年的妻子偶尔能吃到一条炸带鱼,就把鱼骨放在暖气片上烤干、磨碎,用于补钙。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去下一次馆子,当年连小饭店都价格惊人。夫妻俩在一个冬夜里悄悄找了家小店闷声吃饭,他们唯恐遇到单位的积极分子,担心被举报成对党的政策有抵触心态,因为这样做有违“艰苦奋斗,共渡难关”的口号。

       当时,邵燕祥不清楚广大农村的情况,天真地以为有“自留地”的农民会比城市居民得到更多食物。“偷食”完毕,他只觉得对不住同样辛勤养家糊口、同样肚里油水不足的父母。多年后,邵燕祥觉得自己当初对农民的漠然态度是不可原谅的。“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觉悟,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良知。”邵燕祥在此书中感慨道。

       在克服半饥饿的年月里,邵燕祥在单位内参与过种种让食物增产的短暂闹剧。整个编辑部去打落树叶以制作叶绿素,食堂培养了小球藻供食用,食堂在木桶里装水通电做“超声波”实验以让人喝“不一样”的水充饥……文艺部的一个大个子编辑实在受不了饥饿,在一家副食品店偷点心被抓。这段时间,邵燕祥一直有挥之不去的黯淡感觉。


“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”

       在半饥半饱中,邵燕祥依然满怀希望地想回归到“革命队伍”中,他为此加倍努力工作。回到单位后,他被分配的任务是参与编写相声,以新的话语方式、新的题材来改造传统曲艺和老艺人。为抨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6月访问日本,邵燕祥参与写作了讽刺作品。整整一年,相声组都配合“支持各国人民反美正义斗争”的群众运动,创作许多作品攻击美国和它的盟友韩国、日本、土耳其。邵燕祥靠想象力和极为有限的土耳其时事资料,创作出一篇相声《土耳其抓兵记》,讲述了土耳其军队“抓壮丁”的故事,他特意把时任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称为“慢点儿勒死”。

        1960年,大陆群众运动的又一个重头戏,是号召支持卡斯特罗政权。翌年4月,美国中情局策划的猪湾登陆,因为政策混乱、组织无力、支援几无而全面失败,事件激起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古巴的隆重声援。沉迷于古巴革命的邵燕祥,写诗歌向古巴和卡斯特罗致敬,他还捐款给古巴。邵燕祥之所以为古巴时局疯狂,除了主动的政治站队外,尚有自己的右派“摘帽”心结。卡斯特罗的名文、古巴革命的重要文宣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》打动了邵燕祥,邵燕祥认为自己同样是无罪的,他跟着卡斯特罗千百遍地默念:“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”。

       此外,当中苏关系交恶后,“反修正主义”成为邵燕祥文艺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。每当有任务交代予他,他总能认真、愉悦地完成。一次又一次,邵燕祥都想抓住机会东山再起、再次获得组织上的信任和重用。他自费订阅了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世界文学》《文学评论》,首要目的是借此了解文艺界的动态,如同行们在写什么,哪些人还在其位,哪些人已经被打压了,从这里可汲取哪些政治经验。


“四清”运动体验真实农村

       1964年年底,邵燕祥来到河南省北部的浚县西宋庄,执行“四清”工作。驻点这个贫穷农村的经历,是他在“文革”到来前的最大收获。他虽然是一个“摘帽右派”,但是他的工作单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他在没见过世面的村民心目里具有很大的权威性,况且村干部在内的农民并不知道邵燕祥的具体经历。

       邵燕祥发现,村里尽是土屋草顶,稍微像样点的房子都在十几年前土改时分给他人,导致年久失修,一样的破败。他在一饲养员家里吃派饭,他们家最好的菜是炒萝卜条,难得吃上一回马肉,是来自生产队里那匹病死的马。总之,村里尚未摆脱饥荒的阴影。

       邵燕祥作为北京来的人,最主要的任务是清查村干部的“四不清”现象,要“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组织、清思想”。他受命首先从经济账入手,查村干部的“多吃多占”。结果发现,村里实在太穷,干部的最大贪污行为无非是从仓库偷窃一把豆子炒了吃。国家的原意是让邵燕祥这些人去参与阶级斗争,邵燕祥认为此行倒是难得体验了民间疾苦,多少了解点农村的情况。

       就在下农村前,邵燕祥写过《派饭谣》,信誓旦旦地说“宁吃贫下中农的蔓菁饭,不吃地主富农的炒鸡蛋。宁吃清白干净的萝卜片,不吃来路不明的羊肉面。”到了西宋庄一看,村里根本就拿不出羊肉面,若非逢年过节,县集市上根本见不到羊肉。邵到了农村后,农民们态度冰冷,邵燕祥原以为他们会箪食壶浆欢迎工作队。原来自己几年来的文学创作,竟是如此脱离了现实,真相带给邵燕祥许多荒诞感。

       期间,邵燕祥亦写了反映西宋庄“四清”运动的诗歌。在阶级斗争之弦绷紧的年代,邵燕祥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闹剧印象尤深。他怀疑一个当过国民党兵的邻居是特务,依然在用无线电台与台湾联系,邵燕祥在无风的夜晚能听到“哒哒哒”的声音,倾向于认为这就是发报声。最终,他和同伴发现原来是电线杆上的电线在风中振动发出的声音。

       尽管如此,他还是将诸如此类的细节用到文艺创作里,以此响应政治潮流,号召大家对敌情充满警惕心。在运动结束之后,邵燕祥一行人即将离开前,他们不忘给农民们宣传西宋庄的明天会有一幅全新的富裕面貌。多年后,他在回忆录里对自己当初的官话、空话、许诺感到愤懑不已。

       翌年,邵燕祥将被卷入更大、更凶猛的“文革”漩涡里。


《凤凰周刊》2015-01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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